我的三国我当家无弹窗 正文 第三十八章 以农为本
“不用。”刘墉微笑道,“再射!”二十多架抛石机不断齐射,大石如暴雨般倾泻而下,石头磊成的寨墙虽坚固却也支撑不住,转眼间便塌了一大段,而落进寨中的则更具威力,不仅里面的匪兵,包括牲畜、房屋,瞬间便被砸了个稀烂。
“左右是个死,冲出去拼一下还有活命的机会。”杜充、张霸叫道,趁着发射的间隙带着没伤的几个匪徒冲了过来。
董袭等众军冷眼看着,待匪徒进入射程,弩箭一并齐发,立时将这些人射成刺猬。而后周仓方带人冲了进去,只见里面的匪徒不是死就是残,一片狼藉,惨不忍睹。
刘墉虽对血腥的场面早就见怪不怪了,但那仅限于杀猪宰羊等牲畜,对杀人却没有多少免疫力,这也是他的一个缺吧,心不够狠,手不够毒,因而他交代了几句后便早早地离开了。
董袭带着手下打扫战场,将山寨中值钱的东西席卷一空,押着一些还没死的匪徒回到城中,禀告虞翻后都拉出去先游街示众,然后当众斩首,以告慰那些屈死的冤魂。众乡民看在眼里,无不拍手称快。
虞翻又发布文告,并四处传话,展开政治攻势,催促周边县府的土匪下山投诚。言道首恶必惩,其他的一般匪徒只要没有大恶,皆既往不咎。而此次剿匪的成功也极大的震慑了那些顽匪,或下山投降,或远遁他乡,县城周边顿时清静了下来。现今的富义,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终于可以行进在发展的快车道上了。
农业是基础,但一个城市的稳定和发展最主要的还得靠经济,何况屯田前期需要相当大的资金投入。因而,发展制造业、商业仍是刘墉定位的富义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由县府设立的银行成效显著,吸引了不少存款。而超低的税赋和安定的投资环境也使更多的富户拿出钱来投资办厂,因而兵刃厂、农具厂、编织厂、日用品厂、手工艺品厂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妇女们在家纺线织绸做的衣物也由县府统一收购,运销外地。可以,整个县城都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刘墉看在眼里,喜上眉梢。
然而作为一县总管的虞翻却显得忧心忡忡,这几日多次召集各处屯田主事开会商议,最后又将刘墉找来。虞翻道:“刘公子,老夫和各位屯田主事多番探商,均对公子力推的兴商办厂之举深有忧虑,公子可否听在座诸公一言?”
刘墉正自春风得意,闻听此言不由一愣,向在座的各位拱手道:“诸公请,刘墉洗耳恭听。”
一位主事先道:“公子,屯田是你先行倡导,大力推行的。但如今你却着力于商业和制造,将屯田之事远远抛在脑后,在下以为这是舍本逐末。管子有云,‘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公子不可不知啊。”
另一个主事接着道:“‘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国家难治,三疑乃极,是谓背本反则,失毁其国。公子急功近利,本末倒置,久之必有祸害。”
刘墉这个半吊子只知部分古文,大多又是一知半解,听得一头雾水。虞翻见状便解释道:“这位主事引用的是《吕氏春秋?上农》中的一段话,意思是上古圣王教导我们,农业是社稷之本。如果百姓不致力于农作,家畜就会减少,国家就难以治理。农、工、商之间混乱之极,这就叫背弃了根本,国家便有覆亡的危险。”然后又对其他人道,“刘公子来自西域,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诸位就不要引用古语了,有什么话直便是。”
刘墉并不是不重视农业,也不是不知道农业的重要性,只是没分清先后主次和轻重缓急,因而委屈道:“诸公,在下并没有蔑视农业之意,更没有轻视农业之举。在下也知农业乃立国安民之本,俗话得好,‘地实则粮丰,粮足则天下稳’。在下想,只有农、工、商三者鼎足而立,相互促进,才能国家富强、百姓富裕。”
“公子此言差矣。何谓三者鼎足?如今大多百姓都去作坊、工厂务工,田土就快没人来种了!”
“不会吧?”刘墉大吃一惊道,“咱们先前的屯田不是很见成效吗?而且拍卖田地也是应者如云,怎么会没有人来种了?”
另一管事忿然道:“公子,那是以前的事了。以前农户只有栽桑种田一条路,加上县里又减免了赋税,因而大家心里有了盼头,干起农活热火朝天。可如今呢?在公子鼓动下开办了大量的商铺、作坊,因为厂多人少的缘故,为吸引工人,这些厂子都开出了极高的工钱。那些佃户可精明着呢,都放下手中的农活不种而去厂里务工,可怜那些有地之人,自己脱身不得,真是欲哭无泪啊。”
虞翻也叹了口气道:“以贫求富,务农不如作工,做工不如经商,这是太史公早有的定论。文帝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就是,农业是一切的根本,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事,世上没有其他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老夫也知公子并非抛弃农耕,只是太过热心于商业和制造,这是有极大隐患的。若百姓弃农经商,或弃农务工,地里的收成便会减少许多。这要在国家米粮充盈时倒算不得什么大问题,可是当今天下颇不太平,远有黄巾之祸,近有群雄割据,时局纷杂,百姓流离失所,粮食更是奇缺。富义看似远离纷争,公子岂知战乱何时来袭,若如此,纵有千金万金,能换回多少粮食,能解多少疾苦?”
刘墉听得是脊背发凉、冷汗凛凛,我怎么没想到呢?若真是有大军来袭,只怕千万钱在手也买不到一石粮食啊,看来我的想法真是幼稚啊。
刘墉在他的那个时代也有“三农”问题,只是远不如汉末那么突出,因而并没有引起他太多的重视。他想当然地以为只要发展了制造业和商业,通过税收积累大量的财富便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他确实想得过于乐观了。在现代社会中粮食问题并不太突出,一是因为粮食产量要高得多,国家平时便有大量的积蓄;二是交通发达便捷。只要有钱,可以随时从国外进口。然而这是在汉朝啊!这种以粮食为基础的经济体系极其薄弱,稍有些变故就会轰然倒塌。本来安心种田的就少,如还在大力发展其他产业,不是釜底抽薪吗?
刘墉咀嚼消化着众人的话语,深思片刻,如醍醐灌,拱手致谢,诚恳道:“多谢诸公提醒,刘墉受教了。”
虞翻头道:“公子需明白,老夫也不是反对发展工业和商业,只是粮食充盈才是民心安定、富国强兵的根本。只有百姓丰衣足食,才能安居乐业、国泰民安。公子不是正在读书吗?老夫先推荐你去读读晁错大夫的《论贵粟疏》,相信对你是极有用的。”
刘墉肃容道:“在下一定认真领会。”又道,“诸公有何高见,刘墉诚心受教。”
虞翻颔首道:“老夫与在座诸公商议了一下,起因只有一个,粮贱伤农。老夫以为咱们不能再建工厂了,已建成的规模也不要一味扩大,这样需要的人工便会少得多。不过要想百姓安心种田,提高粮价是关键所在。晁错大夫采用的法子我们也可以用,各种税赋的解交不要金银,也不要绢帛,只要粮食;百姓可以用粮食来求赏或免罚,如此一来粮价自然便提高了。如果再能提高粮食产量,百姓便更会安心种田了。”
刘墉在虞翻的化下清醒了过来,找来了《论贵粟疏》认真地读了起来。对于晁错这个人,刘墉看《汉武大帝》时多少还是了解一些的。晁错,颍川郡人,西汉著名的政论家。汉文帝时为太子家令,汉景帝时升至御史大夫。当时商人势力膨胀,土地兼并严重,以致农民背井离乡,农业生产凋敝,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阶级矛盾渐趋激化,天下隐隐有暴乱之象,晁错慧眼独具,看清了其中的弊端,便向汉文帝上了一篇奏疏。
这便是被鲁迅先生喻为“西汉鸿文”之一的《论贵粟疏》。这篇文章逻辑严密,理透辟,辞意畅达,立论紧扣论,环环相扣,具有极强的服力。晁错认为,商业发展,商人聚敛财富,大肆兼并侵吞土地以及各级官僚急征暴敛是造成当时农业生产凋敝,农民穷困劳苦,贫富分化,阶级矛盾激化的直接原因。晁错还认为一个国家的粮食积蓄得越多,则民心越安定,社会越稳定,政局越稳固;而要增加积蓄,必须想办法使农民安心于农业生产,于是提出了“欲民务农,在于贵粟”的观以及重农抑商和入粟受爵的建议。此项措施被汉文帝采纳,并经文、景两朝推行,农业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日益富足,社会逐渐安定,经济相对繁荣。以至于武帝初年,出现了“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都鄙廪庾尽满”的富庶景象。
可惜晁错的结局并不好。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又采纳了晁错的《削藩策》,实行削弱诸侯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然而,便如清康熙时代削藩的结果一样,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刘姓宗室诸侯不满朝廷削减他们的权力,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联兵反叛。而无论晁错还是景帝,都没有事先做好应对的方案,以致叛乱伊始,朝廷军兵败如山倒。景帝惊恐万分,又接受其他朝臣的建议,将晁错腰斩于市想以此换取叛军退兵。然而,叛军并没因晁错身死而退兵,而是继续向长安进军,只是因战略失当而被朝廷和梁王联手平定。整个平定叛乱的过程仅区区三个月,刘墉既感叹汉景帝的“过河拆桥、刻薄寡恩”,又感叹晁错的“急功近利、遇人不淑”。
读后,刘墉感慨万分,原来农民竟是如此之穷,如此之苦。“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便是如此辛勤劳作,百亩的土地也仅有百石的收成,不仅如此,还要服劳役、纳税赋,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休息。即是这样,每年还会遭受各种灾害,应付官府急征暴敛,各种摊派。农民忙活了一年,到头来却只有很少的收益,为了应付各种赋敛,有的甚至“卖田宅,鬻子孙”;而商人无农民之劳,却能“衣必文采,食必粱肉”。这是多么的不公啊!难怪农民不能安心务农了。
刘墉眼噙热泪,心中暗下决心,“若不能让这些可怜又可敬的农民都富足起来,刘墉啊刘墉,你还算是一个人吗?”
刘墉避开众人,寻了一处僻静地方,借鉴历史及前世的“三农”政策,冥思苦想多日,摊开竹简,将想到的对策书写起来。
“蔡伦是东汉的吧?改良造纸已经有些年头了,为什么还在用这种又重又不便的竹简呢?”刘墉心中十分不解,摇摇头,“等一下一并问问虞县令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