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工匠心无弹窗 正文 第311章 土夫子
本来我还想多问点什么，见刘秀才摆出关门状，便见好就收了。两天后，我独自一人带了录音机到雅园想再找络腮胡子聊聊，可那里已是人去楼空，矮房子里已经住上一个新来的东北人。后来我向刘秀才打听，他说他也不知道络腮胡子去哪儿了，还说这些人都是东一枪西一炮的，怕出事。另外他还告诉我，最近很多地方的盗墓贼都集中到北京郊区，所谓灯下黑，这一段北京文物黑市上的明清货突然多起来，就是这批人搞的。我深知他的用意，让我知道他有真货，但又不让我掌握他染指黑道的真凭实据。古玩行的水太深太浑，故事陷阱随处可听，没抓到现场，单凭你讲一两个屡见不鲜的故事，谁能给谁定罪呢？
一周后，记者接到一个意外的电话：“……我是胡子，您还记得我吗？”
“记得记得，我头几天还去老地方找过你呢，你不在……”
“哦，是这样，我们经常会挪地方……过几天可能会出一批汉代的东西，您要不要？”
“我怎么知道你的东西是真是假？”
“您可以让刘秀才帮您长眼呗！”
“谁长眼都没用，除非让我亲眼看到东西出土。上次在你那里买的东西别人都不认，说是假货！”我故意编瞎话套他，他也就果然上套了。
“您看这样行不行……”他犹豫了一会儿，像是作了某项决定：“要是出了东西，您能包坑吗？”“包坑”是盗墓圈内的黑话，意思是整个墓坑的出土文物全买。
“有多少？是些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
“有多少我也说不准，还没打开，反正是一个汉代的大墓！”
“那成，不过要让我亲眼瞧见你们出土，现在很多人把假东西搁墓里边放好了，然后玩假出土骗人，我可不会上这样的当！”
“您看俺们是那样的人吗？说好了，您包坑，俺们就等您！”大胡子特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
当天，记者就乘飞机赶往洛阳，接着又坐火车向南，去一个山区与大胡子他们会合。
第二天白天，我们在一家小客店里商谈此次买卖的方法，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我们双方达成口头协议：不管从墓里出土多少东西，也不论其价值如何，只要是完整件儿，青铜器立器一件一万，玉器大件一件件二百，陶瓷器一件一百，如有特殊物件临时议价。残破物品一律免费送给买家。
按照协定，记者预付定金五千元。
入夜，我跟着他们一行四人开着一辆老式“捷达”驶进山垄。为了防备万一，他们的盗墓工具都藏在汽车底盘两侧，车里面都是一些面包、蛋糕和矿泉水。
也不知是我的神经过度紧张，还是山区的气候偏冷，一路上我全身都发抖。不过这样一来，倒是让他们更相信我是一个胆小的城里人，不会坏他们的事。大胡子还不停地给我讲一些他们过去盗墓的故事，那些故事有鼻子有眼、有鬼有怪，让我更觉得恐怖不安。
我们到达目的地，已经差不多半夜一点了。在朦胧的下弦月映照下，我隐约分辨出这是一处偏僻的山坳，三面环山，形同一把交椅。墓地正面朝南，前方还有一条东西方向的大河横向流过。就我那一点儿风水知识也可以辨认出：这里是上上吉的风水宝地，宜葬。大胡子在车上告诉我，他们是十天前来这里踩的点，林子里留有记号。
按照盗墓者的规矩，大胡子用牙齿咬开一瓶白酒，全部撒泼在坟包四周，嘴里还念念有词，大意是：“祖宗爷爷您别怪，帮助穷儿穷孙吃口饭！”之类，然后再趴在地下叩几个头，算是完成了盗墓前的祭祀，接下去就开始干活儿了。他们不用分工，各自熟练地去到自己的岗位上，一人放哨，两人掘墓。
大胡子在一个土岗上找到一团石灰，迅速用洛阳铲向下打了一个直径大约20厘米左右的小洞。
趁他们热火朝天的干活之机，我摸出手机紧张地拍了一张照片，谁知却差点儿惹出大祸。跟大胡子搭档的小伙子听见快门声，拿着铁铲走过来：“你在拍照？”
“噢，是的，帮不了你们的忙，没事干，拍了几张月光底下的山林……”我主动将刚才拍的几张照片回放给他看。
那边儿大胡子急着干活，不耐烦地招呼道：“过来干活，没事儿，人家是刘秀才的老朋友，你瞎操哪门子心！”
小伙子盯着我看了几眼，我心跳加速、脸上发烫，好在是黑夜，要不然还说不准会出什么乱子。后来，我听小伙子低声对大胡子说：“小心行得万年船，前不久穆老三就被便衣拿了个正着……”
也不知道打了多深，就听大胡子说：“行了！”我赶忙过去瞧瞧，只见他正向洞里放置雷管炸药，然后开始放引线。
“你放炸药就不怕把墓里面的东西毁了吗？”我有些担心。
“这您就放心吧，别说这个土墓，就算十三陵交给我们也炸不坏，用什么品牌的雷管、使多大力量的炸药、放多少、从哪里下手，头几天都请秀才来看过、计算过。您就放心吧，保管给您的宝贝件件都完整无缺！”
“你待会儿起爆，底下村庄的人听不见吗？”
“听不见，等一下您就知道了！就是听见了谁还管你这闲事，谁找到的墓谁挖，这是规矩！再说，村里管事儿的我们早就打点了……”大胡子说完让我离远些。
果不其然，几分钟后，只听到“噗——”的一声闷响，爆破就算完成了，我在20米开外只觉察到脚底下有一点轻微震动。
又过了一刻钟左右，洞口不冒烟了，我这才发现地底下被炸出一个直径大约５0厘米左右的竖洞，只够一个人进出。大胡子取了几件短工具只身下去，在底下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摇动绳索，地面上的小伙子帮着他爬上来，带出一身泥土。
“给人搞过，是老土……没打到底，就死在里面了！”大胡子气喘吁吁地说。话的意思我能听明白，是说这个墓曾经被古人盗过，但是盗墓者没能出来，死在里面了。
“还有东西吗？”小伙子一边系安全带一边问。
大胡子点点头。
小伙子替换大胡子下去后，大胡子告诉我：已经接近墓室，可以看得见里面东西，数量不算多。喝了两口水，爱扯淡的大胡子看着洞底下对我说：“他是我外甥，干这种活儿绝对要找知根知底的搭档，像这样的情况，要图财害命容易得很，等东西吊上来，把面上的土浇下去回填，活埋了，东西就是你一个人的了。这种情况经常会发生，有些还是亲兄弟……”
大约四个多小时后，他们开始用塑料袋从地底下往上吊东西：大小八件玉器、两件青铜器、四件陶瓷器……
说句实在话，亲眼看见那些古代器物出土的那一刻，我猛然感受到一种从所未有的快感和成就感，那种感觉似乎与金钱无关，完全超然物外。我迫不及待地用报纸擦去这些器物上的泥土，闻着那沁人心脾的老土醇香、看着那月光下闪着幽光的古瓷、抚摸着凝脂般温润滑溜的老玉，心里那个美呀真是无以言表。
“美吧？”见我爱不释手的样子，大胡子笑眯眯地看着我直乐。“其实我们现在搞这个也不全是为钱。一听说哪里有古墓，心里就痒痒，总想去挖出来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没见过的宝贝。早就不缺吃不缺喝，就是上瘾成癖了，隔一段时间不开墓，心里就像少了什么，会千方百计去找、去挖！”
“想到过什么时候金盆洗手吗？”在回旅馆的路上，我问大胡子。
“想过……”大胡子坏坏地瞧着我。“等你们不掏钱买的时候，自然就没人再挖了……”
回到旅馆以后，我们各自睡了一大觉。下午起床后，大胡子请我喝了一顿酒，然后开车把我送到洛阳。
几天后，刘秀才因涉嫌参与盗墓以及销赃罪给拘进局子里去了，据说是被大胡子他们招供出来的。
后来，我去拘留所正式采访了刘秀才。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后表现得很平静，说：“早就看出您与别的藏家不一样，有思想、爱打听。可我以为自己已经从良了，所以没顾忌，把您当朋友……是您把我给卖了吧？”我无置可否。
沉默了一阵，他说：“是不是您都没关系，只要您不嫌弃，我愿意继续把您当老师、当兄长，我一直很敬重您的学识和为人。其实，我就知道早晚会东窗事发，因为身上这盗墓贼的‘胎记’没法洗干净。自己去自首又没勇气。这下倒好了……我知道您早就在琢磨我，想知道我的过去……嗨，反正都这样了，我就讲给你听吧，只希望将来被您写进书里时，我不会是一些小说里写的那般模样。”
“哪般模样？”
“蓬头垢面、灰头土脸，日落而作、日出而息，不是嗜血成性、胆大妄为的亡命之徒，就是无知无识、只会打地洞的地老鼠……”刘秀才苦笑着摇摇头，大有任人宰割的无奈。一个囚徒，还挺在乎自己的形象，这也许就是刘秀才在贼窝之中能够鹤立鸡群的原因吧。
“我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学校的三好学生，要不是命运不济，考一所大学接着念研究生都不是难事。高考前半年，父亲给黑煤窑挖煤出了矿难，被活埋在煤洞里。接着，母亲因伤心过度，心脏病加重无钱住院治疗，躺在家里等死。我四处借钱，可一个寡妇拖着两个十几岁的孩子，谁敢借钱给你呀？
“高考前两个月，我不得不辍学回家照顾奄奄一息的母亲。为了挣钱给母亲治病，我被干了多年盗墓营生的亲叔叔挽去做了帮手……第一次进入墓穴后，我的精神几乎崩溃，回家倒床蒙住脑袋睡了三天三夜，做了三天三夜的恶梦。一会儿被墓里的骷髅人追赶，一会儿被公安局的人拿枪追捕……第四天起床后，我叔叔包了两万块钱来我家，说是东西出手了，分我一半钱。我赶紧用这笔钱把垂死的妈妈送进医院，虽说没抢救过来，可我也算用那一笔亏心钱尽了孝心……
“那以后，上贼船了，再也无法上岸，被叔叔半哄半吓地扯在一起干了四五年。再往后，叔叔跟别人一起搭班盗墓时被人独吞宝贝黑了命，活埋在盗洞里，婶婶求我帮她把家里剩下的东西卖了。于是，我独自带了叔叔留下的一些存货进了北京，不到两年时间，只出了几件明代景德镇产的青花瓷瓶，我和婶婶便都腰缠万贯了。后来，我花了几万块钱打通关节，在拍卖会上公开拍卖了一只明宣德款的青花绶带扁瓶，税后净赚了三百万。我在北京买了两家铺面，打算金盆洗手、规规矩矩做个文物商人。同时，我利用业余时间在一所大学里读完了英语本科，拿了毕业证，还自学了考古学、地质学等课程。”
我问刘秀才是不是真的帮过那些盗墓贼看风水，他说那是早几年的事，白天看好地方，晚上他们干活。他告诉我：“这盗墓的窍门跟中医诊病有异曲同工之妙，也讲究个望、闻、问、切。‘望’就是看风水，咱们国家活人的阳宅变数很大，死人的阴宅择地原则自打有《易经》以来，一成未变、代代相传，所以找墓址并不困难。只要是真正的风水宝地，一般都有大墓，墓中必多宝物；‘闻’就是专练鼻子的嗅觉功能，从泥土气味中辨别墓葬是否被盗过，再参考土色判断年代。不跟您吹牛，我现在用鼻子一闻，连两个相近朝代的微妙气味差别都能够分辨出来；‘问’就是踩点。每到一处，先拜访当地老人，从交谈中获取古墓的信息与方位，特别注意风景优美和出过将相高官的地方，找到这些地方一般不会白忙活；‘切’有三层含意。第一层是发现古墓之后，如何找好打洞方位，以最短的距离进入棺椁。擅长此道者往往根据地势地脉的走向，如同给人把脉一样很快切准棺椁的位置，然后从斜坡处打洞，直达墓室中棺头椁尾，取出葬品。第二层含意是指凿棺启盖后，摸取死者身上宝物。从头上摸起，经口至肛门，最后到脚。摸宝物如同给病人切脉，要细致冷静，讲究沉静准确，没有遗漏。第三层含意是指以手摸触出土文物，高手过手文物不计其数，所以往往不需用眼审视，只要把物品慢慢抚摸一番，就知道它出自什么年代、值价几何。
“话虽这么讲，盗墓可是一门技术活儿，别看这一帮土老帽绝大多数人没什么文化，可长年累月总是在荒郊野地里捣鼓，他们的发掘技术和应对许多复杂地形、墓况的能力，要远远胜过一些专业考古队。其实盗墓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古代贵族们建造坟墓的时候，都会在墓中设置种种机关暗器和消息埋伏。什么巨石阵、流沙阵、毒箭阵、毒虫阵，名堂多着呢！无论你从哪个方向进去，都有可能出不来。朝代越靠后，古墓的防盗技术也就越成熟。到了明清两代，那更是集数千年防盗技术于一体，墓室固若金汤。没看那电影？军阀孙殿英盗挖乾隆和慈禧墓时，动用了一个旅的兵力，挖了两天两夜都没找到墓室入口，最后还是搜访到一个当年参加过修墓、偶尔逃生的老石匠，逼他说出入口，连炸带挖，足足折腾了七天七夜才进入墓里。”
面对这位口若悬河的“盗墓天才”，我有些目瞪口呆，他的历史知识之丰富以及对盗墓“专业”知识钻研之深是我始料未及的。
“现在不一样……我们接着往下聊吧，以后定罪判刑了，见一面也不容易。能给支烟吗？”刘秀才大概见我脸上的表情只剩下惊诧，稍事停顿，作了个吸烟的手势，故作轻松地朝我顽皮一笑。说实在的，认识他也有几年了，总感觉到他心事重重，像今天这样孩子似的笑容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心里禁不住有些莫名的酸楚。
刘秀才接过我递给他的香烟，吸上：“古人设计的机关再好，只要动脑筋去想，加上现代科学技术，哪有破不了的阵？说句不吹牛的话，就是把秦始皇陵交给我，再给我两三个人，不出两月我就可以把它搞定！考古队的那些专家不愁吃不愁穿，挖出来东西又不能归他们自己，没积极性呵。人家干吗要像我们这些地老鼠似地没日没夜四处乱窜？他们老抱怨说设备资金不足，甚至还赶不上盗墓的，您相信吗？哪有这事？那些用军用罗盘、探测仪盗墓的毕竟是少数人。前些时我领你到雅园看到的，他们不就几根钢钎几把洛阳铲外带一管炸药，这些东西考古队能没有？”
会见结束时，刘秀才对我说：他清楚他的罪行不严重，没糟蹋国家重要文物，而且交了300万元的巨额罚款，认罪态度好，估计判不了几年。出狱后，他还会继续合理合法地接着开古玩店，这一行他认道入门了，再说他也的确很痴迷。
“其实人与人藏在娘肚子里的时候全都一样不分贵贱，只是投胎的地方不能选错，我要是出生在城市，也一定会上完了大学，定不准还读完博士！”刘秀才忿忿地说。他告诉我，出狱后除开继续作生意外，还打算报考北大考古系硕士研究生，他说能上大学也是他死去的爹娘的夙愿。探访结束后，刘秀才要我代为走个后门，请求看守所特许他听P3，我早就知道他是个古典音乐发烧友，贝多芬的《命运》、还有大提琴独奏曲《使命》，是他入狱前的随身听曲目。我答应了他。
就在本文写作至此时，又有熟悉的小贩告诉我，自上月开始，有十几伙分别来自河南、东北的盗墓贼云集北京，在郊区安营扎寨，开始了新一轮的“北京挖宝”行动。那人还说：在北京找墓很容易，只要找到了老树林子，那里面指定就有墓葬。不过大部分多是明清和民国时期民窑烧造的青花瓷罐，还有一些玉制鼻烟壶、挂件和金银器。这些墓葬大多都被人挖过，现在打开只能找到一些遗漏之物。那个小贩乐呵呵地说：“自己的祖坟挖光了，只好转移战场来挖北京人的祖坟，都琢磨能在皇城根挖到个皇亲贵族的墓，只要挖到一只官窑瓷器卖了，就可以回老家盖几幢房子、讨一门媳妇！”
“有那么好卖吗？”我问他。
“怎么会不好卖呀？有些大老板深更半夜接到电话，就带上钱直接开车赶到墓地去看货！看好了当场付钞！”
那人还告诉我新近发生的一件令人发指的真实事件。在北京东郊一个建筑工地上，几名河南籍盗墓贼掏出一具衣着完整、面容鲜活的清代七品县令僵尸，他们将其连人带物塞进轿车后箱，打算带回住处再找买主。谁知道僵尸出土后很快就开始腐烂，轿车后箱淌出来的尸水发出恶臭，出院门时被保安拦下盘查。打开后箱，围观者见状狂吐不止。保安见发生了命案赶忙报警，盗墓贼被抓进公安局。
记者通过观察发现：北京很多建筑工地上的确有许多盗墓贼成群结队地守候在那里，行内术语叫“蹲坑”，。这些人往往一出动就有几十个，没动静时由一两个人负责看守挖土机，其余的盗墓贼在一旁打扑克、下象棋，只要挖土机勾出了棺材板，看守者便通知同伙们上前干活掏墓。他们对工地管理人员和挖土机司机一是收买，二是威胁，如遇严重干涉又收买无效，便大打出手，打完就跑。
也许是我们的古代文明过于显赫，也许是我们的祖宗过于富有，或许是他们的不肖子孙太过贫穷抑或太过贪婪——一座座深埋着中国人之根本的古墓被一双双野蛮之手毫不留情地劈开，我们一代代老祖宗在仙逝百年、千年之后，竟然被他们的后代亲手从地底下刨挖出来，成为一具具无助的残骸，乱七八糟地暴露在荒郊野地，中国人忠孝礼义的旗帜被一伙伙盗墓贼撕为碎片，变成一块块遮不住羞的破布头。
上有法律失尊之耻、下有百姓被挖祖坟之怒，盗墓现象为何还是屡禁不绝，甚至是到了失控的地步呢？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在一些地方，盗墓行为得到了某些地方政府官员们的庇护。有些县、乡领导干部私下里还冠冕堂皇地说：“盗墓是农民脱贫致富的一个手段。”在调查中有人告诉我，一些基层领导干部为了从盗墓贼手上获取出土文物用于个人收藏或“送礼”，不惜充当盗墓贼的保护伞，通风报信、说情讨保，就算盗墓贼犯案被抓，也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某市博物馆的一位文物专家告诉记者，有好几次他接到通知到当地的一位领导家帮他鉴定文物，上那儿一看，那些文物几乎全都是最新出土的，有些甚至是他们从盗墓贼手上没收过的东西，“这些出土文物哪来的？总不会是领导亲自去盗的墓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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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船夺宝
2005年初夏，记者在潘家园那个福建女人的摊位上发现几件货真价实的明清瓷器，那些瓷器水垢老旧，形成一层厚实自然的“包浆”，一看就是新近出水的“海捞”货。记者用高出别人一倍的价格买下了这几件古瓷，以此为诱饵，向她打听这些东西的真实来历。
福建女人告诉我：她老家那里最近发现很多沉船，临近几个村子的人都不打鱼了，纷纷下海抢捞船上的宝贝，她的这些瓷器就是在表哥那里收来的。收摊后，我又请她到附近“刚记海鲜”搓了一顿，颇费周折让她打电话把我介绍给了她在老家的表哥林浩。
三天后，记者迅速赶往福建，找到了林浩。林浩是一位渔民，居住在福建省平潭县屿头岛“碗礁”附近的一个渔村，祖祖辈辈靠在海上打鱼为生。
“碗礁”是一座盘根错节的巨大礁石，位于福建省平潭县海域，早年这儿并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名称，后来因为在这里捕鱼的渔民收网时老是会拖出一些古瓷碗，年长月久了，当地人就把古瓷碗当作这块礁石的记忆标志，“碗礁”就渐渐成了约定俗成的地名。
就在记者到达平潭县的后两天，“碗礁”一带海域接二连三发生了一系列突发事件，而且这些事件愈演愈烈，迅速惊动了北京的上层人物。
6月24日中午，气候不正路，火辣辣的太阳在海面上蒸发起一阵阵浓雾，弥漫着浓烈的烂鱼臭虾味道。渔民俞拥军早早收了网，开着一只小机帆船在碗礁一带转悠。在大约离岸00米的深海区，他远远瞧见邻村的渔民林浩还在布网。
俞拥军喊道：“收工了，没打着鱼，别把自己晒成虾干啦！”
“你过来看看！”林浩招呼俞拥军。他知道俞拥军这两年心思不在捕鱼，来海上漂荡是为了另外一样目的——寻找沉船和“海捞”。渔民们把从海底捞上来的旧物件称作“海捞”，近些年沿海渔民有不少人专业做“海捞”瓷器的生意。
俞拥军上了林浩的船，见船舱里横七竖八地搁着十几件青花瓷器，不光是碗，还有一对花觚、一只残破了的“将军罐”。他掏出指南针，前后打量着碗礁与对面依稀可见的山影，像是在目测什么，然后喝了一瓶啤酒，再将林浩船上的“海捞”瓷器拎走一半，说好回家付钞，便开船离开了。
俞拥军走后，林浩又拉了几网，鱼很少，还是些坛坛罐罐。要搁在他爷爷在世的时候，这些东西一文不值，早就被扔回大海了。可现在情形变了，把这些东西卖给走村串乡的文物贩子，多少都值几个钱，能碰上一些完整的立件，还可以挣一两千块钱，远比一门心思打鱼合算。
下午，林浩喜笑颜开地将自家的渔船靠岸。他也不知道今天哪来的运气，尽管没打到几条鱼，船舱里却又增加了几十件青花瓷器。他正想将这些东西装进麻袋下船，几个邻村的瓷器贩子迫不及待地围上船来。因为买的人多，他们自相竞起价来，林浩落得“渔翁得利”，只管坐在船舷上数钱。不一会儿，除开几件残破瓷器外，林浩船上所有的“海捞”瓷器都被文物贩子们瓜分了。下船后，一个外地瓷器贩子还专门请林浩进馆子喝酒，说是要包下林浩往后打捞起来的所有“海捞”。
入夜后，林浩乐滋滋地回到家中，喝过婆姨递上的凉茶，他满脸神秘地交给她一个大纸包。那婆姨打开纸包一看，欣喜若狂：“呵哟，两万八！”她连连在丈夫面额上亲了几十下，然后从中抽出十张百元大钞，说是返还给他的麻将经费。
当晚，林浩还在麻将桌上的时候，一个“水鬼”独自驾驶小船来到白天林浩捞到几十件青花瓷器的水域，他动作老练地换上一套老式潜水服，一次又一次地潜入海底。两三个小时后，“水鬼”借助微弱的月光，终于在20多米深的水域发现一团黑影——那是一条主体基本散架了的沉船，半截身子埋在沙土里，根据没完全腐烂的龙骨推算，此船应有20米长、5米宽，船体四周，散落着大量的瓷器和一些古代人的生活用具。
“听说你昨天大捞了一把？”警员询问道。
“没、没，都卖掉了，就剩下两只碗……”林浩是个胆小怕事的老实人，他让老婆把自己留下来的两只青花大碗找出来上交。他老婆不情愿地照办，嘴里咕囔着：“一没偷、二没抢，自己受累从海里打上来的，凭什么上交呵？”
警员没跟女人计较，当即记下了昨天买了林浩“海捞”瓷器的文物贩子名字和住址，嘱咐林浩以后捞到海底文物要交公，便起身走人。
经过一番调查，边防派出所的警员在当地几位文物贩子家里一共起获了7件尚未出手的残破瓷器，送到福建省文物局鉴定中心。结论是：件普通文物、5件文物标本、件非文物。
由于警员缺少文物知识，取证不全，导致当地文物部门对碗礁一带的海底文物等级判断失误，一次及时抢掘海底重要文物的机会失去了。可是，精明的文物贩子却从林浩打捞上来的这批精美瓷器中敏感地嗅出了其中的巨大商机。在短短3天时间内，他们就结集了福建、广东、浙江等六个省的打捞船队，分别组成了十来个专门盗捞海底文物的“股份公司”，有些“股份公司”还正式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他们要赶在国家考古队介入之前，尽快找到沉船，抢捞海底文物。
一连数日，屿头岛几乎变成了传说中的“黄金岛”，一场大规模的海底文物争夺战打响了，而且愈演愈烈。海面上到处漂浮着用于定位的红色浮标、各种类别的渔船、各种难得一见的新式设备。驻足海岸观看，只见穿着不同潜水服、操着不同口音的“水鬼”，不分昼夜地在陆海之间来往穿梭。入夜以后，这里灯光通明、人声鼎沸，一筐筐瓷器、古铜钱等精美文物被乱七八糟地打捞出水，稍有残损的就被砸得粉碎丢回海里。在财富的巨大诱惑下，国家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尊严丧失殆尽，通通被化作纸浆，浸泡在苦涩的海水之中！
6月30日早晨，一起意外事件的发生，使整个事件呈现转机。
早饭时分，记者刚走出旅店，就听俞村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俞拥军捞宝淹死了！”这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村子，亲戚朋友也都赶往死者家里探望。记者赶到俞家，就见俞拥军的婆姨一面替死去的丈夫烧纸钱、一面向来人哭诉事情的经过：她丈夫在买回林浩船上的瓷器后，当天夜里就潜水找到了碗礁沉船，并打电话找来了一位江西“瓷客”，带着现款住在家里收购。第二天消息传出去后，抢捞海宝的人蜂拥而至，为了多抢捞一些沉船遗物，俞拥军一连下水打捞了三天三夜没合眼。昨天半夜因为劳累过度，加上潜水设备出了问题，在海底窒息死亡。
俞拥军捞宝致死的消息，引起了媒体对整个事件的关注，碗礁哄抢盗捞海底文物的消息很快不胫而走。当日上午，兼任中国水下考古队队员的福建考古所所长栗建安、福州考古队队长林果正在福建漳州东山县做“福建沿海文物调查”，忽然接到一条手机短信：“在平潭县水下发现一艘古代沉船，存放大量瓷器，现在很多村民都在抢捞。”
7月日，记者搭乘林浩的机帆船刚出海，就发现那里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几十条船只盘旋奔突，海面上浮油成片、“水鬼”成堆、乱成一团，远远看去，犹如目睹一场正在进行的激烈海战。记者从未见过如此壮观的场面，赶紧取出相机，只见一篓篓瓷器从船舷边上频繁出水，惊叫声和被打碎的瓷器碰撞声混杂交响，不时还穿插着渔民们为争夺领地而发生的激烈争吵声和骂声。可惜就在此时，记者的相机在船只碰撞时失手掉进海里，我只好用像素不高的手机抢拍了两张照片，可不一会儿，手机也没电了。
正这时，林浩告诉我：“公船来了！”“公船”，指的是海上稽查队的船只。
“靠过去！”我说。
“不行！我船上还有瓷器……”林浩驾船掉头逃跑。我急不可待地掏出口袋里仅有的两千块钱丢给他，并威胁说：“你要是不把我渡过去，我就让他们去抄你的家，没收你所有的海捞！”
缉私船上，匆匆赶到现场的福建考古队队长林果等人正在察看收缴的“海捞”瓷器，不一会儿，记者听到林果嘀咕一声：“又来晚了一步！”。接着，就见他情绪激动地拨通了国家水下考古中心主任张威的电话：“有惊天大发现呵，全是我们做梦都想要找的东西！你赶快过来吧……”
在林果等人“十万火急”的电告下，中国国家文物局迅速对碗礁盗捞海底文物的恶性事件作出反应——当天下午就下发了红头文件，要求立即制止碗礁盗捞行为。
7月2日，中国水下考古队暂停了正在进行的课题研究，受命从东山县沿海移师屿头岛，对那里的海底文物进行抢救性发掘。
紧接着，平潭县公安局、边防大队和福建省边防总队海警一支队奉命对沉船海域实行戒严，将所有盗捞船只和潜水员驱赶出境。清场后，国家水下考古队顺着盗捞者留下的标记，很快找到了沉船，并对沉船的船体和遗物进行了一系列水下摄影，刻成光盘派人送往北京国家文物局。在国家文物局的会议室里，有关领导和专家正坐候实物，以期尽快做出判断，采取措施。
7月7日，国家文物局正式下达通知，将俞拥军等人发现的那艘沉船定名为“碗礁一号”，决定马上下拨专项经费，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其后，尽管小规模的盗捞行为还时有发生，但发掘工作最终得以顺利完成。
行动结束后，记者赶到了现场，只见船舱里到处都堆放着海捞瓷器，有的已经清洗，有的还正在清洗。听张威主任说，“碗礁一号”共出水6000件瓷器，初步统计有50多种器型，00多种纹饰，全部瓷器均来自景德镇，其中50左右的器物采用高质量的高岭土烧制而成，工艺水平不亚于官窑。不过，尽管战果辉煌，“碗礁一号”的抢救性发掘充其量也只能算作亡羊补牢之举，他估算：在此之前长达一星期之久的民间盗掘，至少损失了康熙年间青花瓷器6000件，约占沉船遗留瓷器总数的50%左右。作为考古专家的张威还告诉记者：“碗礁一号”的出水瓷器是已探明的水下遗址中最好的瓷器。
针对大众关注的“碗礁一号”沉船，记者还采访了当地文物部门的有关领导，他们介绍说：“这艘船上的古瓷器被盗捞很多，在沉船的若干个船舱中，有一个船舱被完全盗光了，损失很大……”
就在考古队清理“碗礁一号”的同时，记者所见盗捞事件并未完全停止，渔民们运用你进我退、你疲我捞的“游击战术”对付公安巡逻船只，转移战场，继续在附近又找到了几艘沉船，并施行盗捞。在记者离开平潭县的头一天，林浩告诉我：大练岛一艘古代沉船连续被盗捞了两三个晚上，基本上清仓。他还说，在“碗礁一号”与大练岛古沉船之间，一条明朝万历年间的沉船差不多也被盗捞一空。
就在地下文物和水下文物受到空前浩劫的同时，我国的地上文物同样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劫难。据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透露：近些年来，我国各类博物馆馆藏文物、寺庙文物以及田野石刻被盗案件每年都有，而且增长迅速。以2004年为例，全国共发生此类案件36起。其中，只有7起案件被侦破，破案率仅为20%。在这36起文物被盗案件中，共丢失各类文物223件，案件发生率比2003年上涨了近成。来自有关部门的资料综合显示：这些案件的发生主要出自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文物单位的工作人员见利忘义、监守自盗；二是文物单位或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与社会上的犯罪分子内外勾结、联手作案。因为这两类犯罪现象所涉及人员的工作性质特殊，所以往往案情复杂、手段隐蔽、危害性大、破案率低，经常给国家文物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2002年0月2日下午，香港金钟道万豪酒店。
一场名为“皇室信仰：乾隆朝之佛教宝物”的专场拍卖会正在进行，有20多名中国香港、德国、法国及瑞士富商参与竞拍，主持拍卖的是香港佳士得公司。本次拍卖会上的49件拍卖品中，两件来自内地的清代皇家文物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件是清朝乾隆代莲花瓣座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坐像，拍卖底价200～300万港元；另一件是清朝乾隆代银坛城，拍卖底价0~5万港元。这两件文物都是国之重器，有购买意向的人很多。竞拍中，佛像被一名香港古董商以万美元拍得。
这两件拍品在拍卖场亮相时，引起了一位北京客人的惊愕。他名叫王启，是中国国家文物局的工作人员。拍卖结束后，他马上委托一位工作人员去查看一样东西。那人很快就向王启回话：“那两件拍品的确都有原始标签，无量寿佛坐像的原始标签是‘留平203’、‘复查22’、‘故600’；另一件的原始标签是‘留平56044’、‘复查55’、‘故4442’。”
王启听后急忙离开拍卖公司，他清楚，出大事了。因为“留平”字、“故”字标签，表明那两件拍品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当晚，他给国家文物局的有关领导拨通了电话。
果然，此次拍卖一经公开，中国文物界一片哗然。很快，国家文物局指派专人对此事展开了调查。根据专家提供的文物编号，调查人员很快核实：这两件文物的确是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品。但从文物去向登记上看，它们已于972年前后调拨到河北省承德市文物局外八庙管理处。于是，国家文物局将此事通报国家公安部，并将调查重心转移到河北省承德市。
北京的文物专家到达承德时，外八庙文物管理处保卫部主任李海涛正带领手下在街头宣传《文物法》。随着古代艺术品的市场价格直线上升，承德的收藏热跟着北京的步子升温。围观的群众不断向李海涛咨询各种问题，其中大多数都是关于如何识别真假文物和对一些具体文物的估价。李海涛一面耐心解答群众的问题，一面不失时机地宣讲国家《文物法》和有关实施细则，并告诫收藏者要守法收藏，不要做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事。
中午时分，文管处来人通知李海涛，回单位陪北京来的客人吃饭。席间，他被告知代表单位参加调查故宫文物失窃案的专案组。
次日，在李海涛的引导下，专案组正式进驻承德外八庙，并马上着手对外八庙的库存文物进行核对。结果让北京来的专家深感意外：那两件分别标号为“留平203”、“留平56044”的文物仍旧完好无缺地存放在库房里，只不过器型并非是在香港拍卖的那两件东西。而且经核对，库房里的文物总数也一件未少。
难道月前在香港佳士得公司拍卖的两件故宫文物是赝品？抑或那两件拍品的标签是被人作假贴上去的？于是，专案组又调阅承德文保处的原始文物入库单，但遗憾的是这里的原始记录在“文革”当中受到毁损，资料不全。在专案组的要求下，故宫博物院又派人再次查验当年的故宫文物出库单。查验结果，出现在香港拍场的那两件文物的确于973年出库，移交给承德文物管理处。而且，当年的库房保管员还找出了承德方面的收条。
经反复核实证明：乾隆代莲花瓣座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坐像和银坛城两件国宝级文物的确是从故宫转移到承德文管处。那么，这两件国宝又是怎样从承德文管处跑去香港了呢？专案组又进一步对承德文管库的库存文物进行逐件核查登记，结果让人吃惊：经核对不仅确实证明了在香港展出拍卖的两件文物均来自外八庙，而且还意外地发现外八庙库存的文物中竟有数十件为赝品。北京来的专家们震惊了！看来，事情远比他们想象和预料的要严重、复杂得多。
十几天后，承德国宝盗窃案被正式移交给承德警方进行侦破。
承德外八庙的文物库房设在外的“须弥福寿之庙”。此庙建于乾隆四十五年，占地面积37900平方米。直接负责外八庙文物库房安全的是文物保卫部，主任李海涛，手下还有5名工作人员。其中有一人负责记账，不允许进入库房。根据该部门的管理条例，因为工作需要进入库房，必须有两人以上，并由保卫科的人陪同。库房外有两层门，外层是木门，里层是铁门。两层门的钥匙分别由两个人掌管，要想进入库房必须同时用两把钥匙开门。
作为文物库房的“御座楼”建成于清朝，是一栋两层楼房。记者来到此地时，只见楼前立着两只制作精美的铜质香炉，虽不见缥缈清烟，难闻鼓乐笙鸣，可仍旧清幽高雅、古色古韵。在朱红的高墙内，有一座独立的院落，这里幽雅清静，加上置于楼内的帝王旧物历历在目，让临近之人，顿觉帝王之足音尚近，弥陀们的诵经之声犹存。
当年办案的警员向记者描述：他第一次去那里，就发现一般人根本无法潜入文物仓库。外层是一扇厚厚的木门，木门里外都上了锁。院子里还养了一只大狼狗，只要听到外面有动静，它马上就会狂吠着扑过来。听到狗叫，院里的两名保安随后就到，隔着门对来者进行查问，这种保卫每天24小时执行。除此之外，库房里面还安装了全天候监控镜头，基本上不存在死角。在如此严密的看守下，库房内竟然还连连发生失窃案，让专案组的人觉得匪夷所思，他们说：“除非是世上真有电影里那些穿壁破墙、飞天钻地的强盗，否则除开里面的工作人员，谁也没有这么大的本事进来！”
既然外部侵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那么盗窃文物者最大的可能就是内鬼。警方介入后，迅速加大了办案的工作力度，调整侦查方案，对文保处内部工作人员反复进行了甄别与排查。根据掌握的情况和种种迹象分析，初期参加办案组协助调查的文物保卫部主任李海涛浮出水面，被列为重大嫌疑对象，警方马上对他布控，并秘密进行内部调查。
参加办案的警员告诉记者，当他们把怀疑对象锁定李海涛时，不少人感到意外，因为在大家眼里，李海涛是一位政治觉悟高、业务能力强、品学兼优的专业人才，他怎么会监守自盗国家文物呢？记者查阅了当年外八庙管理处向警方提供的李海涛个人资料，其中显示：李海涛9年月从部队复员后，被分配到承德市外八庙工作。在此期间，他学习业务刻苦扎实，工作认真踏实。因此，95年，他被组织上派往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文博专业进修学习。三年后，李海涛学成毕业回到外八庙管理处，很快便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他撰写的多篇文物考证方面的论文也相继发表在国内诸多文物专业刊物上。２０００年，李海涛被评为承德市拔尖科学技术人才。２００２年，４岁的李海涛晋升为副高级职称，成为承德市文物局系统中最年轻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被任命为外八庙文保部主任。在领导与同事们眼里，李海涛“工作努力，上进心强，是个难得的好苗子”。承德市文物局外位负责人曾向警方如此介绍：“李海涛在外八庙的工作表现非常出色，是承德市文物局培养的人才！”
接下来的案件侦破，却让李海涛周围的人大跌眼镜：正是他们眼里的那位尖子人才、模范干部，一手炮制了一起震撼全国的惊天文物大案。
在掌握了李海涛犯罪证据后，承德市警方对李海涛的住所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收缴了李海涛未及出手的上百件文物。其中除开少数文物是他自己从民间购买的之外，绝大部分都是他从单位盗取的国家珍贵文物。
2002年2月7日，警方对李海涛进行了拘捕审讯。在充分的证据面前，李海涛在一审时就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由此，他开始了从天堂到地狱的长途旅行。
“我的罪恶之旅萌生于一次偶然的生活细节，而导致我最终堕落的基因却是潜藏于内心深处的贪念……”李海涛在他的《忏悔录》中这样写道。自从被投入监狱后，他自知罪孽深重、法理难容，便一直用书写的方式来排解内心的孤独与恐惧。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李海涛的灵魂却表现得异常的真实与平静，回忆与感悟成了他打发剩余时刻的唯一游戏。
“内鬼”落网
其实，李海涛所说的“一次偶然的生活细节”，在大多数文博工作者来说都是常有的生活故事，只不过大多数人的此类“故事”只有开头，没有结尾，而他的故事却有始有终……
那是993年盛夏的一天，李海涛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的同窗好友、在辽宁锦州某文化单位工作的阎某来承德旅游，顺道看望他。席间，他们谈及近些年许多圈内人“靠山吃山”发大财的事例，李海涛不时流露出失落的情绪。阎同学见状先是戏言探路，说“你要是也想发财我可以帮你！”没想到李海涛就像是蓄谋已久，一拍即合，马上坦言：“我这里有一件朋友的民间收藏文物粉彩奔巴瓷瓶，如果老同学有兴趣，可以转让！”阎同学一听正中下怀，连声说：“没问题、没问题！只要东西好，你有多少我帮你卖多少！”
其实，阎同学这趟来承德旅游只不过是借口，目的就是因为他知道承德是重点文物地区，想找李海涛“投石探路”。
当天晚上，李海涛就从单位的库房内取出那件清乾隆官窑粉彩奔巴瓷瓶，用两张旧报纸一卷，放进手提包里拎到招待所。阎同学一见喜出望外，连夸老同学“好眼力，能淘到这么珍贵的宝贝！”随即又从旅行包里摸出一大摞百元一张的钞票递给李海涛。
尽管李海涛有可能作过多次这样的发财梦，但真正付诸实践毕竟还是第一回。据事后阎同学交待：“李海涛第一次接过钱后，神色紧张、额头冒汗，数都没数就慌慌张张地将钱塞进自己的手提包里，匆匆离去。”
第一次盗卖国家文物时的情形，李海涛也始终记得很清晰，他在《忏悔录》中写道：“那一次，我很紧张、很害怕，拿了钱以后低着头一口气跑回家。尽管是夜里，一路上我还是感觉到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我，有无数只枪口在对着我……关上房门，平静了好一阵子，我才抖抖索索地打开包数钱——整整0万块人民币……差不多赶上我十年的工资啊！”
就这样，李海涛的死亡之旅不太轻松地拉开了序幕，“一个偶然的生活细节”，很快“起承”，并最终“转合”成一个震惊全国的“大故事”。
第一次作案得手后，李海涛终于享受到自己的故事带来的财富满足，便一发而不可收地干起窃国敛财的营生。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仅仅经过那位阎同学之手，就将清代紫金铜无量寿佛等十余件珍贵文物成功卖出，有的流失至港台，有的走私国外，一去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