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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一提起阴阳家,很多人都会望文生义,认为他们不过是算卦测字之流,有些人甚至会把他们当作封建迷信。这实属偏见误解。
实际上,阴阳家的推算预测能力,是建立在他们对自然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上,并非是怪力乱神、胡编乱造。
在《列子》中,曾记载了阴阳家创始人邹衍“吹律回春”的故事。
战国时期,邹衍受燕昭王邀请,到燕国指导农业生产工作。
一年春天,邹衍来到渔阳这个地方。
这时周围地方都已经暖和,可渔阳还是和冬天一样,寒气极盛,植物无法生长。
于是,邹衍便登上郡城南边不远处的一座小山上,并在山顶吹起了律管。
三天三夜之后,渔阳上空的浓云逐渐散去,紧接着暖风袭来,阳光明媚,冰消雪融。
顿时,整个渔阳都在邹衍的律声中回暖了。
据说,在邹衍吹律的那年,渔阳的庄稼长得特别好,大地五谷丰收,百姓安居乐业。
邹衍还从别处找来更好的庄稼品种,教当地农民识别和耕作。
从此,渔阳老百姓的日子渐渐好了起来。
千年之后,诗仙李白有感而发,写下了一首《邹衍谷》,称赞邹衍爱民之心:
“邹子一吹律,能回天地心。”
“邹子吹律”的故事看似充满着神话般的色彩,实际上,这神奇不过是建立在邹衍对自然规律充分观察研究的基础之上。
研究观察自然以及推演未知,是阴阳家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但却不是他们的初心。
那阴阳家的初心,到底是什么呢?
这还是要从其创始人邹衍说起。
邹衍是战国末期的齐国人,曾在齐国的稷下学宫求学任教。
这稷下学宫是当时中国文化和学术的交流中心,汇集了诸子百家各流派人才。
当时有很多位高权重的大人物,都出自这座学府。
邹衍当时是稷下学宫中的佼佼者,曾在这里学习儒家学说。
后来,他便以儒学作为自己的宗旨,希望能够寻找到一种经世致用的方法,以图救济天下百姓。
此时的齐国兵强马壮,频繁对外作战,就连燕国也沦为了齐国的附庸。
即便如孟子这样的当世大儒,也来到齐国,谋求齐家治国之道。
只可惜,孟子并没有得到齐宣王的重用。
孟子游说齐王的失败,无疑让邹衍认清了现实的残酷:
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列国诸侯,实际上虚伪至极。
他们追求的只是权力地位,有哪里真正关心百姓们的死活呢?
于是,邹衍针对当时列国诸侯日益荒淫奢侈的现实,结合阴阳之道与五行之说,用以小推大、以近推远、以今推古的推理办法,创设出了——阴阳五行说。
邹衍之所以要新创一学说,是因为他已经从孟子的失败中认识到:
纯粹的儒家学说已经对那些骄狂自大的诸侯不起作用了。
于是,他本着儒家“尚德”的初衷,借用天道阴阳之说,来劝诫引导诸侯们实行儒家所推崇的仁政。
邹衍试图用“阴阳五行说”表明事物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
他认为金、木、水、火、土五行之间相生相克,这表明事物之间有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
只要研究透了阴阳五行说,便能够掌握世间万象,推演未来祸福。
由于“阴阳五行说”具有推演预测的神秘力量,因此备受列国诸侯的追捧。
诸侯们对阴阳五行说的狂热追捧,再一次给了邹衍创新发展的动力。
终于,邹衍将王朝的更迭与阴阳五行说相结合,最终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五德终始说”。
邹衍认为,朝代更迭如同自然变化一般:
黄帝属土德,被属木德的夏替代;夏被属金德的商替代,殷商被属火德的周替代,周也将会被属水德的君主替代。
邹衍本想以此学说警示列国诸侯:
如果不仁政爱民,就会被他人取代,这是天道轮回,是上天对人君的惩罚。
但让邹衍没想到的是,“五德终始说”却沦为了诸侯们争夺霸权、夺取天下的“合法工具”。
各国君主纷纷标榜自己才是那个“天命所归”的真主,而邹衍则成了各国君主争相拉拢的“香饽饽”。
于是,邹衍从一介学者,摇身一变成了列国诸侯的座上宾。
阴阳家也在诸子百家中异军突起,一时之间,风头无两。
在齐国时,齐宣王任命他为“上大夫”;
到魏国时,魏惠王亲自出城相迎,将他视为贵宾;
到赵国时,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平原君侧身陪行,亲自为他拂拭席位上的灰尘;
后来到了燕国,燕昭王更是给了他隆重的待遇。
燕昭王不仅亲自拿着扫帚,在邹衍前面清扫道路,还以侍奉老师的礼节对待他,并为他特地修建了碣石宫,以便于著书讲学。
即便是孔孟这样的圣贤,也从未享受过如此礼遇。
只可惜好景不长,燕昭王死后,其子燕惠王继位。
惠王并不如昭王贤明,他听信谗言,以“间谍之罪”,将邹衍逮捕下狱。
邹衍忠心一片,却蒙受不白之冤。他深感冤屈,于是便仰天大哭。
当时正值五月,可就是邹衍这一哭,居然哭得“天气突变,风雪骤降”。
天地之威,非人力所能抗拒。
燕惠王认为这是上天示警,吓得连忙释放了邹衍。
也就是这次巧合,让邹衍的“阴阳五行说”更加深入人心。
阴阳家通过对自然万物的研究,发现社会是不会稳固不变的,这在当时来说,无疑是一种进步思想。
但其又认为所有的变化都是天道的授意,分分合合,轮回不止,这便掉进了神学的迷宫中。
西汉大儒董仲舒正是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将阴阳学的五行理论吸纳到儒家体系之中,作为“皇权天授”的有力支持点。
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阴阳家的思想被当时的儒道两家所吸收瓦解,从此失去了独立的流派地位。
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将“阴阳家”列为首位,虽然对其学说评价不高,但却不失公正地评价道:
“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人之所以不断进步,正在于对未知和神秘事物的不断探索。